胡斐佩 中国人民解放据军外国语学院原副院长、少将
1946年春进入了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附属中学高中二年级学习，直至1947年夏高中毕业。
忆母校点滴
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全家结束了8年在内地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于这年秋返回家乡上海；我也于1946年春进入了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附属中学院高中二年级学习，直至1947年夏高中毕业。
我在震旦就读时间不长，但她给予我的教育使我终生受益匪浅，而母校也留给我许多美好、深刻的印象。
第一，校园整洁美丽，管理严谨规范。这种外在的美与内在的美相结合，培育我们有文化有教养的良好素质。我们的校舍是比较现代化的，内部设施比较讲究，更有工人每天进行清扫，达到一尘不染的地步。校园的绿化，美化都很好。中午休息时间在校园里漫步，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校方在培养学生的良好校风方面，要求很严，规定必须穿着校服。冬天是黑色的旗袍，黑色长统袜，黑鞋；夏天是浅兰色旗袍，白色长统袜，白鞋。记得1946年已开始流行尼龙丝袜（当时叫玻璃丝袜），我们有的学生穿了这种袜子，管理人员以为是光着脚，还亲身蹲下抚摩，以辨真伪。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和生活，时间久了，自然养成严谨规范的良好作风。
第二，设课有特色。除了基本上按当时教育部颁发的规定设置课程以外，更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外语，二是注意对女生的特别训练。在外语方面除英语外，还要学一门法文课。而英语的教学不仅体现在英语课的本身，如教师基本上是英国人（法语教师则是法国人），而且所用的教材也直接来自国外。我记得我们高二时学的就是原文的希腊神话故事和莎士比亚故事集。不仅如此，我们的数、理、化教材也全部是英语原著。如范氏大代数（FINE’S
ALGEBRA），达夫（DUFF）的物理，以及戴明的化学。这就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有良好的外语基础。当时有的同学毕业立即就读美国的大学，在语言上没有什么困难。我这一辈子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不得不说得益于当时在母校所打的基础。在对女生的特别训练方面，我记得当时设有一般学校所没有的家政课，主要讲授烹饪、服装剪裁、插花、房间布置等，并有实验，极富实用价值。
第三，师资力量强。我们的任课老师多为震旦大学或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我记得有一位姓李的地理老师，年纪很轻，但非常有学问，深得学生的喜爱。有一位英语代课老师，叫杨必，她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教英语的中国人。她的学问把我们镇住了，后来她成了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名著《名利场》就是她翻译的。上海解放后，我在复旦大学见到她，她在那里任教，居然还认识我。可惜她因身体不好，英年早逝。我们这些老师不仅教学态度认真，严格要求学生，而且对学生还很亲切和蔼，会主动与学生打招呼、谈心。尤其是午饭后、上课前这一个多小时，那位教英语的外籍教师常在这时候与学生们在校园里边走边聊，对我们英语的听说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我还记得那次终生难忘的高中毕业典礼。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穿上白色的旗袍，胸口别了一支紫罗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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