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学家汤浅光朝指出：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战略制约着人们创造的积极性，制约着教育对人材培养的方向和质量，从而规定着整个社会的创造型人材的性质、规模和方向。汤浅光朝关于世界科技史上科学中心转移的研究，证实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战略与社会上创造型人材成长的密切关系。

    1962年汤浅光朝用统计学方法表述了科学中心转移的规律，提出了汤氏定义：“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超过当时世界科学成果总数的25％，这个国家被称为‘科学中心’，持续的时间为科学兴隆期。”（注：俞国良《创造力心理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294页。）从16世纪到现在，科学中心从意大利到美国已经发生了五次转移。第一次科学中心是1540年～1610年的意大利，其科技的重点被确定为运动学，此后出现了以伽利略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和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伟大的艺术家。第二个科学中心是1600年～1730年的英国，与其工业发展的战略相适应，其科技重点是力学，于是产生了牛顿、波义耳、哈雷等一大批科学家。第三个中心是1700～1830年的法国，它在赶超英国的过程中，把科学中心放在热学和化学上，产生了拉瓦锡、安培、居维叶等一大批科学家。第四个中心是1810年～1920年的德国，它为满足军备扩张的需要，把科技发展的重点定为化学和电磁学，涌现出爱因斯坦和李比希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第五个中心是1920年至今的美国，它为实现称霸世界的目标，把科技发展的重点放在核物理学上，这个时期出现了李政道、杨振宁、费米、维纳等一大批创造性人材。最后的结论是正确的科技战略是创造性人材涌现出来的关键和根本。

    正确的科技政策是创造型人材的催生剂。一个国家的科技战略是通过科技政策来体现的，科技战略目标的实现，关键是人材。只有鼓励科学创造，才会调动人们创造的积极性，创造型人材才会涌现。一些研究者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提出了以下几条促进创造型人材成长的措施：（1）大力宣传国家的科技战略思想，激发全民的创造动机，最大限度地调动具有创造潜力的人去从事创造性的工作；（2）集中足够的人员、资金、设备、情报，建立高水平的实验室，组织高水平的科研中心；（3）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使创造者获得丰厚的报酬，调动他们进行创造的积极性；（4）建立一套合理的人材管理制度，允许创造者根据自身的专长和爱好选择创造目标，允许各学派的出现和各种观点的争论。

四、学校教育与创造型人材的培养

    认识与实践对教育与创造力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个世纪以前以遗传学家高尔顿为代表的时期。高尔顿提出创造力是天才的产物，创造能力来自于遗传，教育与学习的努力都与创造力无缘。第二个时期是本世纪50年代。1954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创造力是遗传和学习的共同结果，马斯洛将创造能力分为两个层级：第一级为人具有独特才能的表现，有复杂高尚的特性，这是先天的禀赋；第二级为自我实现的创造能力，这是努力学习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代创造学的基本观点：人人都可以成为创造者，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具有创造力发展的潜能。每个人都没有达到天赋的极限，所以要重视教育，以使人们得到充分的发展。

    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