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基民（吴复民妹妹），上海中学66届、前哨农场战斗连、复旦77级中文系、上海电视台资深编辑。写了篇短文，纪念其姐姐吴复民，该文刊载于2023年5月1日的《新民晚报》上。

向明59届校友、新华社第一批高级记者吴复民

我姐姐吴复民生前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她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直至今年元旦她进入医院，原本想住院治疗一段时日即可出院，因此在她的书桌上还铺着稿子……这么一算，她在新闻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整整工作了59年。她一生撰写发表了数千篇的稿子，还有大量内参，其中近一半是关于纺织行业的。上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姐姐几次写内参要求中央加快引进日本的化工技术，并对工厂设立在远离市区达70公里的金山湾，立下了汗马功劳。2016年11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在第一版刊发了一篇长文《百姓穿上便宜的的确凉，应给她记功》，讲述的就是这么一段不平凡的往事。说到纺织情缘，还让我想起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1959年，一个普通的年份。这一年我姐将从向明中学高三毕业。她是向明中学的一个高才生，从初一至高三，几乎门门考试都是5分。她不是一个天才学霸，完全是靠勤奋踏实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的父亲出身贫寒，他很小就失去了父母，从学徒开始，便带着两个妹妹闯荡上海。他没日没夜地学习工作，自己的身体却累垮了，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幸亏1949年后，在肺科医院切掉了4根肋骨，割去了全部的左肺，活了下来。但有近十年时间，他不是在医院，便是在疗养院，全部病休工资只够自己开销。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母亲当时担任上海手表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是一个女强人，工作十分繁忙，从早到晚，家里很少见到她的身影。但是每逢休息天，她还是要拿出缝纫机，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她十分喜欢大姐，每年都不忘给大姐缝一身新衣服。而大姐穿的鞋子都是外婆扎的鞋底，纳的鞋帮，最后请鞋匠缝上。因而大姐一年四季，只要不下雨，都穿着有一根搭襻的布鞋，一直到她大学毕业跨进新华社大门，从未穿过皮鞋。
    记得那一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我们刚吃完晚饭，母亲就回来了。她神情肃然地对兄弟姐妹们说：别走，我有话要对大家说……说罢一手拉过大姐，将已经长得与她差不多高的大姐紧紧搂在了怀里：复民，姆妈对不起你……
    “姆妈，你说什么？”大姐从母亲怀里挣了出来，她显然被吓着了，望着母亲，一脸惊愕……
    母亲又搂着她的肩膀，停了许久，最后还是把话说了出来：我和你爸考虑了许久，实在没有办法，决定不让你去考大学了，高中毕业后，就到纺织厂去当工人……

    “姆妈，为什么？为什么？”大姐急匆匆地问着，眼泪夺眶而出。
    母亲把最难说的话讲了出来，以后的话一下子顺了起来：你看看老二，明年要高中毕业了，别看他吊儿郎当，但绝对是个读书的料子，什么样的大学考不取？再有老三，母亲伸手指了指我，明年小学毕业，要读初中了。再有小四、小五，现在都在小学读书，就连最小的妹妹，明年也要上小学了……学费、书费、杂费，还有日常的开销……她搂紧了大姐，将头轻轻地靠在了她的肩上：姆妈实在撑不下去了，想借你的肩头靠一下……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大姐轻轻地对母亲讲：姆妈，我想明白了，大学我不考了，毕业后就去当一名纺织女工吧……说罢，她到洗手间抹了把脸，便到自己的床上睡下了……第二天清晨，她又是第一个起来，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跑到五层楼的天台上，背诵起英文来……
    谁也不曾料到，不过十来天的时间，整个事情发生了一个大反转。
    母亲当时是上海卢湾区的人大代表，当时的向明中学校长也是区人大代表。由于大姐在向明中学读书，她们两位女代表碰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几年以后，母亲是这样告诉我的：大姐不考大学这事定下以后，没几天，母亲便在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碰到了向明中学校长。会议休息时，那校长把母亲拖到一边，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老罗，你是怎么想的？怎么会定下来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不让吴复民考大学了？你知道你女儿有多优秀吗？我们当女人做母亲的，哪一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要牺牲自己的一生！况且，你的女儿是这么地出色，这么地要读书……如果你实在困难，复民大学5年的学杂费我包了。
    母亲沉默了。一连几天回到家里，什么话不说，就躺下休息了。她生性好强，决不会让别人替自己的女儿付学杂费，终于，也是在这么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她把大姐叫到自己身边问：复民，我决定了，这次高考，你还是去考吧！好好复习，好好考，不要辜负了校长、老师和父母的一片苦心……
    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大姐喜出望外，比以前更加努力了。7月高考，她以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母亲是深爱着自己的大女儿的，入学的那一天，母亲摘下戴在自己手上好几年，也就是由她领导、上海手表厂第一批生产的一枚上海牌手表，送给了大姐。
    大姐终于毕业了，她穿着搭襻布鞋走进了南京西路上的新华社的大门。第一年的实习期，工资为48元5角，她留下8元5角，把40元给了亲爱的妈妈……
    2018年10月12日，我姐在《新华社每日电讯》刊发的一篇长文《上海如何从改革“后卫”变“前锋”——新华社记者上海改革亲历记》中回忆道：刚入社时，她被分配到经济组，她就提出要到上海最大的棉纺厂——国棉十七厂去实习。她像一个刚入厂的学徒工，住在工厂宿舍里，三班倒，整整有三个月的时间，初步掌握了一个纺织女工应有的技能……也许她就是以这样的行动告诉母亲，当初你要我当一名纺织女工的愿望，我也实现了。
    2021年5月1日，年已80岁的姐姐突然提出要给父母扫墓。她在弟妹和自己女儿的搀扶下爬了近百级台阶来到母亲墓前摸着母亲的照片，喃喃而语泪流满面，她说了些什么，无人知晓。但1959年发生的那一幕，已永远定格在晚辈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