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向明）1946届校友汪嘉莹：

汪嘉莹女士，1941年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中，1946年升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50年家政系毕业，进入第二劳工医院工作，1955年调到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工作。

我在震旦女校的十年

上海唯一一所只收女生的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多学校陆续迁往内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以下简称“震旦女大”或“震旦女校”）却在上海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181号开学了。当时，沪江大学、大夏大学都是男女同校，只有震旦女大是专收女生的。校园与一旁的圣心修道院连在一起，学校的建筑与设施都是最新潮的。整栋教学楼装有管道暖气设备。在教学楼的底层东南部有一个占地很大的礼堂，礼堂顶部有三个天穹形的照明装置；三面有大玻璃长窗，既透风又亮堂。平时，中学部的学生就在这里上音乐课、体操课以及排练舞蹈。重大的节庆时，嬷嬷们会精心布置礼堂。

震旦女校的中学部与大学部在同一幢教学楼里上课。教学楼共有5层。以大礼堂为界，西边是大学部。大学部1楼西侧是餐厅，东侧是行政办公室。2楼西侧是“Blue room”，供同学休息使用；东侧是化学、家政、物理等实验室，大学和中学共用。3楼西侧是“Pink room”，供同学们休息；东侧是教室，还有一间阶梯教室，供开会和听报告使用，有时也用作考试和上课。4楼西侧是图书馆，东侧是教室。5楼是住校生的宿舍。楼顶上有晒台，北侧有棚，下课时，高中部的同学到此活动；初中部的同学则在圣心修道院的晒台上活动。突出的大礼堂南端为教学楼主立面，顶部竖有旗杆，悬挂校旗。墙面上端刻有“AURORA COLLEGE FOR WOMEN”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字样。1至3层为大礼堂，4层是女中初中部，5层是女中高中部。教学楼前方是操场，可以打垒球和篮球，我们都在此上体育课。

教学楼与圣心修道院相连，2楼有一门相通。圣心修道院的1楼为教室，主入口东侧有教堂一间，嬷嬷和教徒们常在此做弥撒。2楼是教室。日军占领震旦女校期间，我们借此上课。3至4楼为嬷嬷宿舍和工作的地方。主入口处的5至6层是钟楼，一根很粗的绳子垂到1楼的主入口处，每天12点嬷嬷抱着绳子敲钟，钟声非常动听。

校园内非常漂亮，种植各种各样的花草，像花园一样。

我们的校服就是旗袍

1941年9月，我考入震旦女中。我们早上7点半到学校，8点嬷嬷放我们进教室。上课铃声响起，所有同学排队在教室门口等老师。上午四节课，每节课45分钟，课间休息为10分钟，第二节课后休息的时间稍长。中午放学后有同学回家吃午饭，也有同学在霞飞路就餐。下午有三节课，时间是1点半到3点半。

课间休息制度我至今难忘。Hollewell嬷嬷专门管我们课外时间的活动，她年纪很大，我们称她“好莱坞”。下课铃声一响，她就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每次下课，所有的同学都不准呆在教室里，要到晒台上去。有时我们会坐在门槛上聊天，嬷嬷不允许我们坐下，要我们走来走去。当时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下课是休息时间，为什么不让我们休息？嬷嬷说，玩的时候玩，上课时安心上课，不能讲话。我们后来才理解了，她就是要让我们活动。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手挽手，在晒台上走过来走过去。上课铃响了，大家排好队，依次走到教室前的走廊里，但不能进教室，要等老师来。有时候老师来晚了，嬷嬷来问接下来上什么课，我们就告诉她，她会去叫老师，同时提醒我们不要吵。老师来了我们才能进去。这个规矩很好，我在这里读了6年，每天都是如此。遇到雨天，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在走廊里走动，但不可以大吵大闹，跑来跑去，声音稍微大点，嬷嬷就会过来禁止。一上课，同学们回到教室，Sister嬷嬷就把走廊里的地板擦干净。每个教室门上有个方框玻璃，嬷嬷会透过玻璃往教室里看，哪个同学捣乱她就把号码记下来，写在黑板上：“XX同学到办公室来一趟”，同学们戏称“吃大餐”。我觉得教会学校的气氛很好，与外面的学校很不一样，嬷嬷们管的都是品德方面的，小孩子被她们这样一管，总归会优雅点。当时我们每个人有一张卡，如果做错了事情，就给你卡上扣分。这样的话你一捣乱，嬷嬷就会说：“ Give me your card!”有的同学会说没有带。时间久了，这种制度很难坚持下去，也就废止了。

我们的校服是旗袍，有冬夏两种：夏天是淡蓝色的，学校统一下发布匹，学生自己回家去做；冬天是黑色的，有紫红颜色的滚边。本来外面还有一个小外套，学生交费，由学校统一制作，外套上有“震旦女中”几个字，我进校时已经不做了。同学们可以穿五颜六色的外套，但是旗袍必须统一。我们要穿白色鞋子、白色长筒袜，只可以让人看到脸和手，其他都不可以露在外面。我们学校是贵族学校，学费很高，多是有钱人家的女儿，但是大家统一穿校服，看不出谁家有钱。

土山湾印刷的《古史略》成为必修课

我们学习的课程很丰富，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英语、法语、生物、体育、音乐等等。数学比较难，初一学数学，初二学代数，初三学几何；高中学大代数、解析几何，搞也搞不清楚，有的课本又是英文的，很难，只有一两个同学学得好。英文课多是故事和小品，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有些故事蛮生动的。高中时，英语每周六节，法语每周三节。日军占领上海后，我们还被迫学习日语。我们还有教义课，即教徒们所学的《古史略》，教徒称作道理课。一周有一次教义课，课本都是土山湾印刷的，初中、高中都要读。

体育课很有意思，一周两次。学校不允许女孩子穿长裤（她们觉得那不是女孩子的衣服），上体育课时我们都穿衬衫和裙裤，学校统一做，学生交费。衬衫是蓝色的，裙裤是深蓝色的。上体操课前，我们都跑到一个房间里换裙裤。学生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衣服，有时候会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有时候偷懒，旗袍不脱，就把裙裤穿在外面，穿上上衣，从外面倒也看不出来，其实自己很不舒服。女中的体育老师，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室外课在操场上打篮球，室内课在大礼堂跳“海盗舞”。音乐课都是儿童歌曲，比如交响曲的一个段落，由嬷嬷填写中国歌词。嬷嬷还教“修身学”这门课，为了规范女孩子的品德、言行、性格、礼貌，是我们女校的特有课程。它教我们怎么做一个优雅的女性，怎么走路，不要大吵大闹。她不强迫我们听道理课，都是教徒听。

太平洋战争以后，大约1943到1945年（高一、高二），日本人占领了整个学校。我们都到圣心会修道院学校（圣心小学）去读书。由于教室紧张，中学部都只上半天课。上午初中，下午高中。修道院和原来的校舍之间用“枪篱笆”隔开。1945年“天亮了”，我们又回到原来的教室。

学校的考试制度是小考，每个学期两次，期中一次，期末一次。有一段时间曾改用周考制度，即这周考语文，下周考数学，轮流一圈后，再重新来过，每周三下午考。其目的是为学生减负。但后来还是废止了，因为周三上午上课时，同学们老是想着下午的考试。

周信芳的三个女儿都是我同学

学校里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周信芳的三个女儿都在我们女中读书，当时她们住在高福里。我和她的大女儿周采藻是同班同学，读到高中毕业，大学时她也来过几次，后来就去美国了。有一次她从美国回来，她妈妈要给她过生日，到学校里来找同学，问来问去就找到我了，我就去虹桥别墅参加了她的生日晚会。她的二妹妹周采蕴，最漂亮。周采芹是三女儿，曾扮演过新版《红楼梦》里的贾母，她读了一段时间后，转到修道院的圣心学校去了。

我们的老师多是漂亮的女性。比如教我们生物的冯百齐老师，教我们地理的蔡老师。女大的学生也经常到我们女中上课。我读中学时，女大英文系的杨必来给高二、高三讲英文文法课。外国人觉得文法没有什么好学的，能读通、了解意思即可，所以文法课一般都由中国人来教。我上初一的时候，包玛利（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王健的太太）教我们英文文法，比如：“noun is the  name of a person, place and thing.”给我们讲了8个词性。这些内容很简单，女大英文系的学生教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记得有一次英文课上，一个嬷嬷给我们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故事。哥伦布是1492年发现新大陆的，我们那年正好是1942年，嬷嬷就说：“不要记错了，若记成1942年，那就是今年哥伦布才发现新大陆。”大家哄堂大笑，这个知识记得比较牢。体育课由金陵女子大学的谈秀珍老师和另外一个老师共同上。虽然我们是女校，但也有一批男老师。历史老师刘季高时常让学生背诵。语文老师王佩诤讲课时常开无轨电车。记得第一次上课，他布置给我们的作业是写各自的家谱。我的作业交上去后，他还说我们是亲戚，因为都是苏州人。

印象最深的是初一时教我们法语的杜嬷嬷。上第一课时，她看着我们这些小女孩，蓝眼睛里透出惊喜的目光。中国人的姓名拗口难读，她就用法语叫我们的学号：un,deux,trois……被叫到的同学就站起来回答“present”,同时注意数字的正确读音。叫到32号（trente-deux）时，同学们突然哄堂大笑——32号同学圆圆的脸蛋很像一个“汤团”，和32的法语发音很相近。这位同学来自北方，不知道“汤团”与数字32的法语发音同音，被笑得手足无措，杜嬷嬷更是莫名其妙。杜嬷嬷还教我们唱法文儿歌《森林里的一群咕咕鸟》。她把我们分成五个纵行，进行五重轮唱，满课堂的“咕咕鸟”声此起彼伏。以后每次上法语课，从点名时的32号“汤团”，到读课文时的“咕咕鸟”，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其乐融融。

杨荫杭父女都是我的大学老师

1946年，我从震旦女中毕业后，不用考试，直接进入震旦女大。刚开始也有校服，墨绿色的，穿了两年，就不要求统一了。学生可以化妆、烫发、穿高跟鞋、涂口红。我们没有校花，但每个系都有漂亮的女生。

前两年我读的是英文系，老师只让我们读课文，没有口语和翻译。考虑到毕业后教英文挺难，大三时，我申请转到家政系，因为就业前景比较好。

家政系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营养学方面的，毕业后可以去医院做营养师。我们学习算账、烹饪、裁剪、插花，还有制作高级蛋糕的课。老师家里有一套做蛋糕的设备，我们到她家里看她做，甚至有人家打电话向她预订。另一个方向是儿童福利方面的。有个老师叫黄世明，在我们学校办了一个幼儿园（今思南路幼儿园的前身），她很喜欢唱儿歌，我们都叫她“老天真”。这个方向的课程还要学习儿童心理学。

我们这一届9个人，3个同学去了国外，剩下6个同学都选择了营养学，毕业后都去做营养师了。家政系读完两年就到医院实习，这个医院三个月，那个医院三个月，轮流转。在学校里老师教过我们什么病需要什么营养，吃什么膳食；根据老师的教导，我们在医院请教各科医生，逐步摸索。我没有实习，一个老师直接把我推荐到劳工医院去做营养师。医院在杨浦区定海桥，离我家很远，平时住宿在医院里，一周回家一次。在那里做了五年，1955年我调到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女大的老师有名的不少。前面提到的杨必，她大学毕业后留校，继续教英文。我们大二那年由她的姐姐杨绛教英文。杨绛不算太高大，经常给我们讲小品。她们的大姐杨寿康在我们学校图书馆，后来做了嬷嬷。她们的父亲杨荫杭，乃至钱钟书，都在我们学校教过书。杨家与女大有着特殊的缘分。在英文系时还有一个从香港来的MARY ZHANG，她是中国人，但从来不说中文，我们用中文问她，她也用英文回答。

大学没有中学管理严格，但是考勤制度还是有的。每次上课唐嬷嬷的秘书都会到教室巡视，哪个同学没有来她就记下来。若多次不来就不让毕业，必须重读。每学期有期末考试，大多是试卷考试，论文写作的较少。

大学课程轻松，为了贴补上学费用，大一开始，我就做家庭教师。我的学生是圣心小学校长张霭墨老师介绍的，我读女中时她负责过纪律，所以知道我。她介绍的都是圣心小学的学生。一直到大四，我都坚持做家庭教师。此外，我从小就有一个爱好——绒线编结，读手工课后更加偏爱，甚至带到学校来编结。我会编织各种各样的东西，毯子、玩具、靠垫、毛衣、围巾等等。我还穿着自己编织的毛衣参加时装表演，校友会专门辟出校刊版面介绍我的作品。直到现在，编结仍是我退休生活的一大乐事。

震旦女校里的嬷嬷们学问都很好

圣心会专门搞教学，嬷嬷们学问好，都出来上课，笑眯眯的，学生的中国名字叫不出来，她们就叫学号。她们人来来去去很多。抗战时来了一批嬷嬷，要到湖北去，因战争无法前往，就寄宿在修道院。她们也来给我们授课，装束不一样，前面有块白色的胸衣。圣方济各教会的嬷嬷也会来给我们上护理课，我们称她们的装束为“馄饨帽”，她们住在吕班路、环龙路。

每个嬷嬷都有一个代号，去找嬷嬷，要先说出她的代号。比如唐嬷嬷是三个短号，一个长号，她听到了就会下来。不出来教课的嬷嬷就在里面编书。嬷嬷们的等级很严，大嬷嬷叫reaved mother。修道院只有一个大嬷嬷，学问很好，总管学校的各种教育事务；学问好的，我们叫她mother；专门打蜡地板的称作sister。我刚进去时，大嬷嬷是能理嬷嬷，她不常来学校，一旦出来，别的嬷嬷都向她鞠躬问好。她走了后，大嬷嬷是费敬如嬷嬷。当时唐嬷嬷是大学部的教导主任，负责学校事务。

圣心会里的中国嬷嬷不多，势力很弱。我的同学中也有信天主教的。有一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参加她们的半夜弥撒，教堂布置得很辉煌。学生想信教就自己去听道理课，觉得感兴趣了，再申请入教。

汪嘉莹 刘雪芹 上海老底子 2020-01-05

本文选自《上海滩》杂志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