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明中学1958届校友陈绍庆
发布时间:2021年06月15日      来源:校友会

向明中学1958届校友陈绍庆:

作者陈绍庆简介:祖籍浙江奉化。194012月出生于上海。1946-1952 上海竞雄小学,1952-1958 上海市向明中学,1958-1964 同济大学,1964-2001 中石化上海工程公司,2001年退休。


我在向明中学的六年

12岁那年我从小学毕业了。

就在那个暑假中的一天,父亲带我去位于重庆南路(当时叫吕班路)上的震旦大学附中,看我是否榜上有名——在这之前我报考了这所上海小有名气的男子中学。

我考上了。

记不清当时有多么开心,那时候完全不像现在这样,“小升初”竟有如此之伟大,全家都像打了鸡血似的。

我只记得这个学校离我家很远,又觉得学校好大,从那个很气派的大门进去我看到了好几栋楼。

我清楚地记得我进去了《五舍》,还记得边上还有一栋是《七舍》。

校园里一栋栋一色的青砖红瓦、三四层楼高的大房子,可能是放暑假的原因,显得很空旷。

那几栋楼现在还在那儿站着,每当坐车经过成都路高架的这一路段时,他们都在那里看着我。

当年我就读的“弄堂小学”很小,一下子进到震旦附中,好像一个小孩从小人国到了大人国。

每年九月一日,上海的中小学纷纷开学,前后差不了几天,可是震旦附中却迟迟没有开学的通知发过来。看到弄堂里的同学都去上学了,我不免有点奇怪,但是,小孩子也无所谓,没心没肺的有白相最好。

等啊等,终于接到9月中旬的某一天到人民大舞台参加开学典礼的通知。

这个开学典礼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向明中学”、“市立中学”、“初中学费12元”······这几个词语。还有,校长王子修,报告开始的“同学们”三个字时,口音很重;还有一位好像没露面的胡文耀校长;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包很好吃的饼干;我们班级好像坐在底楼最后一排······就这些了。

我生命中的一页就此悄悄地地展开了。

会上宣布:震旦大学附中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合并,公立的上海市向明中学成立了!校址确定在长乐路139号,即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原址。

开学典礼结束之后,我激动地回到家里,急急于告诉父母亲两点:一是我是公立向明中学学生了;第二点非常重要,我的每学期的学费将从原来的60元降低到12元。

我觉得我很了不起,为父母亲省下了很大一笔钱,但是,这的确是一笔财富啊,一个学期可省48元,三年加起来真的不少了,更别说六年了。公立中学高中的每学期学费是16元。那时候有几十元就够家里开支一个月了吧。

当然,父母亲都非常高兴,他们都知道“蒲石路”(长乐路前名)那个教会学校。

好像,到向明中学去读书,让母亲少了一些担忧,因为南京西路黄河路口有9路公共汽车站,瑞金一路长乐路口有个站,下车到学校就没几步路了。

如果说震旦附中大得有点空旷的感觉,那么向明中学绝对是充满阳光的一所学校。她的大楼立面色彩鲜明,线条明亮,操场绿草如茵,靠南面一排参天大树挺拔高耸,再往南是晓光中学。西面是长乐路第一中心小学,长乐路141号应该是这个小学的门牌。

进入大楼,给了我一种近乎“神圣”的震撼: 通往二楼的圆形大理石扶梯,和扶梯边上镶嵌彩色玻璃的高大的窗户;走廊上铺的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地板,反正走上去是没有声音的;特别是当偷偷地进入大礼堂,看到里面是一色柳条编成的椅子,一人一只,一只只整整齐齐排放着,地上就是那种地板,后来知道那是很珍贵的软木。不久,那些柳条椅子就改成木头的、有靠背的长櫈·····显然,柳条椅子不够用了;也可能是被我们这些新来的“破坏份子”破坏得差不多了———下课的时候我们把柳条椅子一个顶一个,顶成一串,在软木地板上奔跑嬉戏。

三楼以下是教室。我分在初一12班,教室宽敞明亮。

有胆大的同学溜到过四楼,说看到过那里有嬷嬷的身影,穿着黑袍,头带白色像馄饨似的帽子。其实,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是教会学校,大楼南墙还有一尊圣母玛利亚的塑像,随着向明中学的成立,嬷嬷们很快撤离了。原来,四楼是老师们的宿舍,虽然我们从未进到房间里面,但是可以想象出这是很高级的宿舍。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圣母玛利亚和嬷嬷都不见了。

就这样,我考进的是私立震旦大学附中,结果进入了公立的向明中学,直到1958年高中毕业。

整整六年,构成了我一生中不可磨灭的回忆之一部。

记得我们的校徽是:“上海市向明中学”,红底白字,长方形。

      

在小学里我们称呼老师为“先生”,纪先生,王先生,于先生,何先生······进了向明中学,我跟着同学们一起,仍然称呼每天教导我们的老师叫“先生”。

我在向明中学的第一位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同时也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她的名字是李苏仪。

当时,李先生不过二十多岁样子,应该是大学刚毕业不久。她在课堂上讲话时会脸红,遇到谁调皮,她要批评了,更会生气得脸红。她说话轻轻的,所以大家反而会更安静的听课。

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读英语,虽然只不过是读读“A B C”,但是启蒙了不是?到了三年级,解放了,忽然就不读了。一直到初中一,又重新开始读英语。之后,到了高中一,忽然又改读俄语了。英语和俄语完全不能互通,这几年的英语就白读了。高中学俄语,大学也学俄语,又是几年读下来,我觉得自己的俄语水平还行,能对付着看看俄文资料了。可是大学毕业了,中俄交恶,别的不说,这俄语又白读了。

我们的教育真会折腾。

到了初中二年级,班主任换成刘月影先生。刘先生是我们的生物老师,她是一位外地人,很爱我们。记得我们还跟着刘先生去过枫林桥的上海科学院,那里面环境很漂亮。刘先生的爱人在里面工作。后来刘先生离开了向明,和她的爱人调到武昌珞珈山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去工作了。

到了初中三年级,我们又换了班主任,新的班主任是朱廷珪先生。

朱先生是我在向明中学看到过的最年长的老师之一,当时他可能已经有六十岁左右了吧。

朱先生中等个子,头发有点稀疏了,戴着一副园框的、度数很深的眼镜,穿着和多数老师不一样,偏于中式。

朱先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一是他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笔字,批改我们的作文,他用毛笔蘸着红墨水批改,我称之为“朱批”;二是他在教古文、特别是古诗词时,有时候会半闭着眼睛,抑扬顿挫地唱起来。他说过“词牌都可以唱”。朱先生古文功底可见一斑。

不要以为朱先生有那么一点点像前清秀才,但是他批改作文,特别是写我们初中毕业那一学期的品德评语,绝对是富有时代气息的。

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有一篇作文,题目大概是要写下乡劳动中的一件事。朱先生在我的作文后面空白处,用红笔写了很长的一段评语。除了批改修辞,他还对我作了鼓励。那篇作文我获得了甲等,而且在“甲”字右下角有一个“上”。

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收藏着这本作文簿,但是后来多次搬家,终于再也找不到了,我觉得非常遗憾。

我升入高中,却一直没有见到过朱先生,先生应该是退休了。

我一直很怀念朱廷珪先生。

在向明中学,我还有幸接受过很多非常优秀、非常敬业,又在教授方面各有特色的老师的教导,此时此刻他们的形象还栩栩如生的映在我脑海之中,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夏镛祥先生是我们的代数老师,偏廋的个子,从铃声响起,他进门登上讲台,回答了同学们起立致敬之后,一分钟也不浪费,马上开始当天的讲课。他的课听起来给人以一种条理特别清晰的感觉,很容易做笔记。他写在黑板上的字很工整。夏先生好像是身体不太好,说话稍低沉。当时他的岁数也很大了。有一次,夏先生病了,我和班上的几位同学曾经去愚园路夏先生家里探望。

吴汝洁先生曾经是我们的几何老师。她个子不高,但是上课说话声音非常响亮、清晰,特别是她一手拿着教案,另一边夹一副大大的木制三角板走进教室,同学们很快会看到她在黑板上画出一幅幅非常标准的几何图形,她还善于用不同颜色的粉笔,让学生们看到重点,深刻领会。

吴天声先生即使在课堂上也是一口十分地道的浦东话。他是地理老师。地理是副科,大家不大重视,但是,吴先生的课上起来大家不会打瞌睡,因为他特别风趣,还会在讲课中夹一些会引起哄堂大笑的“包袱”。有一次,教授前苏联的矿藏资源,讲到库兹巴斯煤矿时,他说“记牢库兹巴斯—就是拿裤子派司来派司去就可以了”,还有像阿根廷首都“玻璃木梳眼泪水”。这些地名我永生不忘。

化学老师陈恬德先生,上起课来也是非常生动有趣。他一定很怕热,夏天,穿着一身纺绸衫裤,手中拿着一把折扇一边搧一边讲课。

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名字叫刘世宜,古文讲得很好,大家很爱听。

向明中学不仅仅主课老师个个富有教学经验,很受学生爱戴,即使是艺术课老师也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我们的音乐老师曹 修先生,极富艺术家气息,整齐时尚的衣着,一丝不苟的发型,说话声音极具磁性。他边弹钢琴边教唱。他教唱歌还要教学生如何发声。我从曹老师那里知道了五线谱是什么。学生们很崇拜他。

美术老师是邓白丁先生。向明中学向西面拓展到瑞金一路,校门的门柱上的雕塑,就出自白丁先生之手。

龚培元老师担任我们高中班主任从高一到高三,整整三年。不能说是“朝夕相处”,但是这六年中,龚先生是我接触最多的老师。

我是从初中保送(当时称“直升”)进高中的。我和另外两位同时保送的同学率先知道龚培元先生将担任我们高一2班的班主任。

和龚先生第一次接触记得是研究新班级排座位、以及和开学的有关事情。他还提出要我们开学前去访问几位同学。

龚先生给我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穿着总是笔挺的,无论夏天的白色的“香港衫”,还是秋冬季的中山装。永远梳得整整齐齐的发型和国字脸上的金丝边眼镜,给人以非常可敬、可信的印象。我想,这其实也是师道尊严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吧。还有,他上衣口袋总插着一支金笔。

龚先生还是我们的俄语老师。我们知道他的英文造诣很深,而他教授俄语,堪称完美。

我学俄语前前后后也有四、五年,始终记得龚先生俄语发音是那样的清晰,特别是卷舌音P,他能发得像我们在底下说的“恐怕比苏联人还要好”,可是我始终没有学会,尽管他在课堂上无数次纠正我们的P字的发音。

龚先生有一副天生的好嗓音,听他朗读课文,真是一种享受。

他对待班上的同学说不上严厉,有时在谈话中还不乏诙谐。当在课堂上指出某位同学或者一些同学的不良举止言行时,他善意的批评会让人记住一辈子,但有时候听到他绘影绘声的分析,却会让同学们忍俊不住笑了起来。有一次他上课时批评一位同学坐姿不正。他说,在正规场合的坐姿,可以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问题是“哪能搁法”——你坐姿端正,把你的大腿搁在另一条腿的大腿上,这在礼节上是允许的;如果你把脚搁到另一条腿的大腿上,这是不允许

的;如果这种搁法再加上抖动那只脚,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还例举了中国人说的“二郎腿”、“大腿翘二腿”。我在以后看电视中很注意看外事接待的新闻镜头,觉得龚先生说的真有道理。

当时的班级里已经有团支部、班主席(长)、各科课代表,各组小组长,龚先生很注意发挥小干部们的作用,他要求大家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相对于现在的学生自理能力,当时的我们也许棋胜一筹。

我保存着高一到高三的《学生手册》。

作为班主任,龚先生每到学期临近结束,要对每个学生写品德评语。我每每看到龚先生在我的《学生手册》上亲手写的字,总会思绪万千,总觉得他就在我眼前。

按说,他带了三年的班级毕业了,可是我们班却连一张毕业照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龚先生已经被“投入”到运动中去了,所以我们既没有全班合影,也没有龚先生的照片,这是非常大的遗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天,我带着儿子去淮海中路尚贤坊,看望一直在想念中的龚先生。看到我们的到来,他显得非常高兴,特别是我让儿子叫“太先生”,他爽朗的笑了起来。

他没怎么谈他那几年的经历,只是一个一个的问起高三2班的同学,遗憾的是有些同学自从毕业之后,我与之联系甚少,情况不甚了解。

我也不想问他这些年的情况,可以想象,他自1958年以来,他经受了反右和文革的两茬罪。看到他精神不错,模样没有太大的变化,说话的声音还是那样的好听,笑声依旧爽朗,我觉得龚先生真了不起;特别是后来我知道龚先生在上海英语教育战线上成为一位领军人物。

我记得龚先生教我们的时候是33岁,那么今年他快一百岁了。

回忆起向明中学的老师们,感慨万千。现在再回想改革开放之后,政府提倡全社会尊师重教,大幅度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是何其重要。

我十分怀念我的中学老师们。

如果要我说业(课)余生活最丰富多彩的是哪一个阶段,我想说的是在向明中学的那六年,尤其是高中三年,至少是难以忘怀的。

说起课余生活的丰富多彩,不能不说的是,当年的学业负担相对比现在,可能就会让现在的这一代中学生没法理解了。课程还是那些课程,当然每门课都会留作业;一个学期两次考试,升高中、升大学还是要考,竞争还是有。奇怪了,我也有点弄不明白了,为什么当时我们的课余生活如此精彩?

还是回忆一下我们的课余生活吧。

这一辈子里我看电影频度最高的是高中三年间。

向明中学和我家周边有好多家电影院:淮海、国泰、大光明、大上海、和平、黄浦、长江、红旗,还有放学必经的中苏友谊馆(里面有一个放映厅)。课外活动大约是四点钟左右结束,赶紧一点,能赶上淮海电影院的学生场。班上的黄谓澄同学(后来进入华东理工大学)是我看电影的老搭档。当时学生场才五分钱一张票,加上每星期天上午在家附近的电影院里看的学生场,几年下来,那小印张双开的说明书,在我的“书柜”里有整整齐齐的厚厚一叠。看完电影再赶回家里,有时候就一个人吃妈妈给我留着的晚饭。扒拉完饭,赶紧爬上阁楼做功课。

向明中学有一个口琴队,队长的名字叫王侠义,比我高二届吧,他把口琴队组织得非常好,分高音、重音和“贝斯”部,练习时还有钢琴陪练。用的是课外活动时间,地点就在大礼堂的台上。我为了参加这个队,还让妈妈追补“预算”,专门买了两只重音口琴。我还记得当时练习的曲子中有一只是“鸽子”。王侠义同学廋廋的高个子,精力充沛,对口琴家石人望先生非常崇拜。我们还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过音。

课外阅读是我一直希望我的孙子能够重视的一个项目。我的课外阅读是从妈妈的指导下从《三毛流浪记》、《木偶奇遇记》还有《绿野仙踪》开始的,开始时是看图,慢慢的就识字,后来会读书了。

到向明中学上课、下课,我总要经过《上海图书馆》。终于到了我也可以办一张《上海图书馆 借书卡》,那应该是初中三年级还是高中一。从那时起,我经常会顺路进去借(还)书。在这家图书馆我借阅了许许多多的书,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外国的,在当时主要看了不少苏联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等。后来我也到阅览室去读书,去做功课。我非常想告诉我的孙子,课外阅读的意义所在,但是看到他每天背着个太过沉重的书包,一回到家里,就打开书包开始做作业,或者,对着窗外发呆时,我真知道这不是时候。有一次年轻轻的小孩子居然面无表情的告诉我:“你知道我有多累吗?”

其实我从来不是一个体格强壮的学生,但是,我取得射击二级运动员证书的基础是在向明中学打下来的。

像许多男孩子一样,我喜欢玩枪,当然小时候是玩具枪,可是当我知道上海有一个射击运动俱乐部时,我终于按捺不住,私下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市体委主任,提出了加入俱乐部的请求。没想到的是过了不久我收到了体委的回信,让我持学校证明(介绍信)到黄陂北路市体委射击俱乐部报到。我被批准参加即将举办的射击教练员培训班,终于我摸到了真枪。这次培训开始了我历时好几年的射击运动生活,一直到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参加当年的新生军训结束。除了要参加比赛这种极个别情况,我一直用的是课余时间。我前后摸过小口径步枪、手枪和军用步枪,也算是圆了一个梦。

回忆起来,向明中学一直鼓励学生在课余参加所爱好的文体活动。

我们班级里有爱好短跑的朱永贤、赵家爱、徐川寿和俞康民同学参加了上海市业余体校田径班,爱好体操的尹准源参加了体操班。每周大约有两次他们带上钉鞋或体操服去南昌路少体校接受专业的系统训练。当年在少体校田径班接受短跑训练的朱永贤同学,回校创造了向明中学跳远的记录。朱永贤同学从交大毕业之后投身于我国航天制造事业,直到72岁退休。

学校篮球队主力李普恩同学是我班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员。中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交大。令人痛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时年33岁。

学校女排主力郑慧琴同学毕业后进入北京体育学院深造。

沈国华同学课余参加了上海市棒球训练,大学就读复旦。

我记得我们班上还有到校外参加击剑训练的。

学校的歌咏、舞蹈表演都有我班同学的身影。

我们班级在年级中不算很活跃,但是,我们在课余时间排练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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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明中学的六年不是‘弹指一挥间’,而是一生中竟会让我如此不能忘怀的一页,当我又从记忆的最深处把它翻出来时,我知道,这六年不可能是空白。

我没有数过,上面的回忆中有多少个“我记得”、“应该是”、“当时······”,因为没有意义了。

我想,当一个离开向明中学已经六十多个年头的老头,把记忆最深处一点一点残存的东西掏出来,不用这些词,不可能了。有些事情想起来了,可是有些事情、有些先生和同学的名字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

如果还有些错误,但愿不是“原则性”的,请见谅。

回忆是美好的,但对之于一个耄耋老人,并不都是美好的。有的,不想再去回忆了。

 

感恩母校向明中学,感恩老师。

 

                    陈绍庆  2021年端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