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文立,是66届三（5）班校友，曾任原卢湾区教育局长。

走过学校门口，常看见孩子从私家车走下来，外婆或奶奶拎着沉重的书包跟在后头，走过手拿钢叉的保安，走进校门去...

我常想：以前不是這样的...

我的小学是长乐路上的长乐路小学(圣心小学)，在瑞金路与成都路中间。我的家在重庆路长乐路，走到学校5-10分钟就够了。上学从来是自己走着去的，如有家长陪同，是要被同学笑话的。当然，书包也很轻，里面没什么东西。

常常吃好早饭就冲到学校去了，去等开校门。

等开校门的还有校长张霭墨。

坐私人人力车来的张校长和霭，庄重，梳着与宋庆龄一样的发髻，穿一样的长大衣，穿一双小脚皮鞋。

学生和老师都很尊敬她。

后来才知道她是“张园”主人张叔和的六女，留美回国的著名教育家。上海市优秀一级校长，区二届、三届人大代表，区天主教爱国会常务委员。

但当时只记得她常陪外宾到学校来参观、听课。为此，同学们都很自豪。

我最喜欢上的课是图画课，永远吵吵闹闹开放自由的课。

美术老师是瘦瘦长长的丁水良，在他手里粉笔成了马良的神笔，在黑板上画出一幅又一幅的神奇图画。一次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他的画，一问，真是他的作品。为此，美术爱好者多了许多，包括我。

不太记得教我们语文、算术的老师了。只记得一年级《语文》第一课是“开学了”，第二课是“我们上学”。还记得隔壁班的童老师是一名优秀教师。几十年后，她的女儿成了我的同事，也算是有缘份了。

上课最喜欢坐靠窗的位子，那里可以看野眼，看马路上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有时，把书本树起来挡住老师的视线，在台板下翻看小人书。

老师发现了，不会大发雷霆，只会轻轻地敲敲黑板，于是我们赶紧坐直了。

下午放学，同学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勾肩搭背地挤出校门回家去。

孩子有时很奇怪，早上盼上学，等开校门。但上课又不好好听。下午盼下课，盼快点回家。

即使這样，六年后班里大部份同学考进了隔壁的市重点向明中学。

一墙之隔的向明中学(震旦大学附属中学)老大楼楼梯角落里有一扇小门通长乐路小学。有时门未关，我们就蹓到中学去玩。那时没有保安，清洁阿姨看到了就叫：“跑慢点，当心摔跤”。

后来那小门被封掉了。再后来，长乐路小学搬到对马路去了。小学的音乐教室，风雨操场，教学楼都被拆掉了。老师也分散了。

小学毕业后进中学要考的，班里大部份同学都报了向明中学。好象没怎么复习，稀里糊涂就进了向明中学，许多同学依然是同学，有的甚至同班了12年。

进入向明中学从未见过正校长，也许见了也不认识。校长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原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兼的。中学校长是大学校长，学生潜意识里是有点骄傲的，好象自己与大学有点瓜葛似的。

但支部书记是正的，姓孙，据说是转业干部，13级，在中学干部中职级是较高的。

一次做广播操，他突然冲到一个同学面前大声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做广播操？”那同学结结巴地说：“认真做的。”“还要赖，我在办公室用望远镜看你好久了”...他的办公室在大楼四楼，能看到整个操场，用望远镜观察也许是部队养成的习惯。

后来，他被贴大字报：军阀作风。其实，从未听他骂过人，嗓门大点而已。

数学老师史先生据说是将军，起义部队的参谋长，统战对象。

他上课举例:半山腰有个雕堡，山脚下用迫击炮怎么打？“二点一线的直线是不行的，炮弹要弧线，即抛物线才能打中”。于是迫击炮打雕堡的故事在同学中广为流传，抛物线也学好了。

后来他调到文史馆去了。

向明中学有许多很有个性的老师，例如教我初中代数的孙先生。(顺便说一声，向明中学的男、女老师都被称先生，以示尊敬。)

记得他第一次上我们的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一个新的黑板擦把已经擦好的黑板从头到底异常认真地重擦了一遍，擦到一点灰也没有。然后转过身来问:今天谁是值日生？

从此，每逢他上课，值日生一定会把黑板擦了又擦。他布置的作业做完后也一定会验算了再验算，确保没有一点错误。

教高中三角的于先生则有一手板书的绝技。他上课很少拿又大又重的黑板作图工具，徒手一笔画出的圆象用圆规画的一样，画的直线横平竖直，添二个箭头就是一个标准的直角坐标系，把四个象限分得清清楚楚。

他的课诙谐、幽默，许多同学70多岁了，还记得他讲课的样子。

教立体几何的童先生地方口音很重，遇到同学纠缠他，就把自己的备课笔记扔给学生: “还不懂啊，自己去看” 。那笔记里有书中所有习题的解法，有的还有好几种。他希望学生自己理解，有发散思维，能一题多解。例如“一块四方的豆腐切一刀会有几个角？”

一次，一个捣蛋的学生拿一道习题想去刁难他，他只扫了一眼就说:“這是公式嘛，怎么来问我？” 吓得那同学一溜烟跑了。

但有的老师备课好象不一样，如教物理的胡先生。他进教室常拿一本发黄的课本，放在讲台上也不翻也不用讲义就上课。

有的同学终于忍不住了，问:“你怎么不翻书？”他淡淡地说:“這书是我编的，不用看。”

于是崇敬之情在教室里弥漫开来。

教化学的姚先生是位温和随性的人，课上到一半会一屁股坐在同学的桌子上，还会脱下半只船鞋继续上课。

起先同学们很惊讶，后来习惯了，就象看见拖着拖鞋坐在沙法里给孩子讲故事的妈妈一样。

但她的教学要求毫不含糊:背金属活动性顺序表，背元素周期表的前20个元素，弄清两性氢氧化物，每节课都要小测验一次...

记得有一次一位陈先生来代课，他的衬衣口袋里插了一排试管和一个板烟斗。上课后他先点燃有香精的烟斗，深吸一口，然后一个一个抽出口袋里的试管讲课。试管用完了，课也讲好了，他灭了烟斗，下课。

著名的向平先生教过我们语文，一次，他要求我们复述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我看没人举手，就自告奋勇站起来复述了。這篇课文很生动，在上其它枯燥的课文时我常翻过去看，后来几乎能背出来了，复述当然不在话下。

下课后他表扬了我，并要我代他问我的爸爸妈妈好。我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我妈妈和他的姐姐是很要好的同班同学。

向先生担任过向明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副区长，某大专院校校长。说起他的教学成就，他常用扇子半遮脸说：惭愧，惭愧。

同样谦恭低调的还有全国优秀班主任，后来任上海教育工会主席的江晨青先生。他的妹妹竟然能说出他任教班内同学的姓名与个性特征，实在令人惊讶。

教我们高中语文的查先生也是低调的。据说她是向平的学生，又教过江晨青，而江晨青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同学中也有人回向明当了语文老师，于是“四世同堂”了。

那时每周的语文课有一次二节一起上的叠课，查先生常拿来做“当堂作文”用。即看到题目到打草稿到修改到誊写，二节课内一定要完成。为此，有些同学叫苦不堪。但工作后发现快速写作完稿的习惯，使我们终身受益。

好多好多年后，有一次我去医院配药遇到查先生，她问我买房没有。我说我有房，没买。她建议我把小房子卖了，换一套大点的。回家后听了几位同事的意见，最后按查先生的建议办了。

还好听了她的意见，买了房，住到现在。

当然，也有高调的老师。如整天在操场上大声吼叫的房先生，他被学生尊称“房东”，不过他带教的女子篮球队是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冦军。

难忘的是数学特级教师王先生。他会用自己独有的方法煮一大锅茶叶蛋拿到学校来奖励努力学习的学生。吃到王先生的茶叶蛋是比得奥赛金牌更有面子的事。

我初中所在的班是个乱班，三年换了六位班主任。但同班同学中出了三位名人。

一是演电影《英雄小八路》中主角的吴立民，他在同学中被奉为楷模。

二是初中毕业就去了新疆，后到浙江美院进修，现定居香港的沈平。他的画掛在香港“中联办”里，并被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他还有一大串艺术方面的头衔。

三是被称为“笔陈云长，印林叔宝”(关云长，秦叔宝) 的书法篆刻大家徐云叔，他书写的巨大的《道德经》装裱在世博会贵宾接待大厅整面墙上，他题的匾掛在玉佛寺里。他治的印与他师傅陈巨来治的印及师傅的师傅赵叔儒治的印同钤在《淳化阁帖》上，真是前无先例，举世无双了。

但高中的班主任只有一位，就是大学一毕业就到向明中学来的谭玉美先生。

重点大学毕业的谭先生年轻，开朗。以致带学生下乡劳动时，老农当着她的面问：你们的老师呢？

同学们喜欢围坐在打谷场上听她唱歌：星星和月亮在一起，庄稼和土地在一起...

我们同学70多岁聚会时请她来，她依然打扮淡雅，精致，深情地演唱《红河谷》。

她是物理特级教师，也担任过向明中学副校长。

1966年该是我们高三毕业的时候了，艺术院校是提前招生的，我报考了浙江美院绘画系和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

1968年，我们被分到崇明农场去了，当“农业工人”。我们住在草房里，每个热水瓶和长板凳上都写上“XM”，以示“向明”。

记得农场每人每天只供应一瓶开水。于是我们把干电池中电棒拆下来接上电线通电后插入水中就成了简单的热水装置，可以洗脸洗脚了。

我们的中学老师一定不会想到他们教的知识被如此活学活用。

我想，所有的這些老师，尽管爱好不同，风格各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精湛的学科知识水平，高度的教学责任感，和对学生深深的爱。

1984年，我调到教育局工作，认识了更多的好老师。但本文太长了，就此打住，不再噜苏了。

　下课。

蒋文立

,2023.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