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说

史说（1910-1994），字习之，浙江富阳人，幼年丧母，家境清贫，父亲以教书为业。他的“名”与“字”，是他祖父根据《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起，可见祖辈要求他成为一个读书人。史说于1927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师范学校，他天资聪颖，成绩优异，擅长数学。但鉴于当时国势软弱，受帝国主义欺凌，他便立志报国，想做一名军人，于是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毕业后，又考入国民党陆军军官大学第十期。

赴缅抗击日军

“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夕，他是淞沪抗战指挥官张治中的部下，负责在苏州、常熟、无锡、上海、江阴等地构筑国防工事，继而任国民党第九集团军总部作战科科长。1937年12月起，他先后任湖南省政府高级参谋、湖南省保安处第一科科长等职。1940年秋，经张治中将军电邀赴重庆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少将军务处处长。1944年6月，史说重返抗战前线，任孙立人将军的新一军参谋长，赴缅甸抗击日军，历尽艰辛。他们自进入孟拱谷地至占领孟拱城为止，与凶顽的日军殊死战斗4个月余，由沙杜渣南进60余千米，全歼日军第18师团，重创第2师团第4联队，第56师团第146联队，第58师团128、151联队，共击毙、击伤日军达数万人。孟拱之役和八莫攻城战，又击毙日军万余人，缴获轻战车、各种火炮、轻重机枪数百及列车、汽车、骡马和各种军用物资无数。

在每次战役中，史说将军都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有一次，他险些被敌人的炮火击中，多亏一位勇敢的士兵，奋不顾身地伏在他身上，才使他幸免于难。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密支那同日军作战 （资料图片）

1945年，史说回国后即被蒋介石调往东北打内战。他非常痛苦，私下对知心朋友说：“打内战就是去杀自己的同胞，实在可悲！”但出于无奈，只得随军出发。1947年冬，国民党军在东北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1948年，史说调任新38师师长，后任新7军副军长，是年10月，军长李鸿患病不起，由史说代理指挥。此时，国民党军队的战况急转直下，面对断粮的士兵，他流着泪痛苦地说：“没想到把弟兄们带到这种地步，实在愧对大家！”在这关键时刻，史说没有理睬蒋介石的命令，毅然将军队撤离长春，退出内战；随后，又在人民解放军的感召下，与郑洞国将军一起率军起义，长春终于解放。

潜心教书育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说被安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任研究员，不久调齐齐哈尔“五七”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1955年，史说从解放军部队转业，主动提出愿意做人民教师。于是他被分配在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和齐齐哈尔师专教数学，同时被推荐为黑龙江省政协委员。

1955年，史说从齐齐哈尔调回上海工作，从此与家人团聚在一起。当时，他一家四口住在两间15平方米的里弄房内，晚上儿子只能在客厅打地铺睡觉。市里看到史说的实际困难，想为他调整住房，但一辈子已习惯于“知足常乐”的他，考虑到国家经济暂时还很困难，就婉言谢绝了。虽然生活是艰苦了一点，但他们感到全家能聚在一起，已经非常安逸和幸福了。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在比乐中学和向明中学教书，担任高三毕业班总复习的数学老师。尽管戎马生涯半辈子，但他的数学功底仍然是出类拔萃的，因此，他的讲课深受学生们欢迎。了解史说的老师们都知道，这与他一贯刻苦钻研、认认真真的治学态度和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教学作风是分不开的。

史说的备课笔记堪称一流，那写得密密麻麻的字体，工整而秀丽，与一旁的几何图形相配，犹如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可见他课前的准备工作是何等充分和细致。同时，他还经常从英文、德文版的数学经典原著中，译取一些在教学大纲以外的知识，以开拓学生的思路。多少年来，由他带教的学生，许多都在市级数学竞赛中获得好成绩，有的还获得一等奖。

记得有一次，他因肾结石住院治疗，当痊愈后又重新走上讲台时，全班的学生一起站了起来，一面热烈鼓掌一面深情地望着他。学生们早就盼他恢复健康，尽快回到他们中间去，因为史老师已经成为学生心中不可或缺的“灵魂”！那时那刻，史说的眼睛湿润了，他感到做一名教师是多么光荣和自豪，一种满足和快乐感油然而生。所以，其他老师总喜欢和他开玩笑说：“史老师，你讲课的声音太响亮，可影响我们班上课喔！”由于他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学生、老师、同事们的尊敬和爱戴。

致力参政议政

“文革”期间，他尽管受到冲击，但仍然始终坚信共产党的领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精神振奋，作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当年的军旅生涯使得他和台湾军政界有广泛的人际关系，他以一位爱国人士的身份经常写信，并通过美国的同学转给台湾的亲友和同胞，及时告之祖国大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情况，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他还多次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积极参加政协、民革等组织的各项活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1983年12月26日，史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为参事室主任。史说具有相当的阅历和学识，而且为人正派、言谈谦和，因此在参事中深得大家的尊重和信赖。时任参事室常务副主任曹玫玖在多次场合中称赞说：“史说非常爱国，且心地坦诚，能中肯地谈一些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从不含糊。”“史说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朋友、诤友。至今我还非常想念他、敬重他，他既是老上级，也是老前辈”！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史说组织参事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社会热点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难点问题，广泛开展专题调研、系统调研，急政府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帮政府之所需，了解民情，反映民意，提出建议，建议内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一批颇有影响的调研报告和建议，进入政府决策层面，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推进了部门及基层工作。

十几年中，史说与参事们一起，共写出调查报告和建议10多篇，撰写史料稿件114篇，达100多万字，编辑出版了《文史选编》6辑，《上海文史资料》6辑。1986年，史说还应《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的邀请，在“八·一三”纪念日前夕，接受采访录音，并于当日对台湾广播。史说和他的参事们都是学识渊博、阅历丰富、业绩显著、身份超脱之人，他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报告，并通过“直通车”的方式直接呈报给市政府领导参阅签批。在史说的带领下，参事们老而弥坚，把参事室建设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积极向上、服务政府、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工作队伍，使改革开放后恢复不久的参事室进入了稳步发展的历史阶段，由过去单一的统战性、荣誉性向统战性、咨询性和发挥作用转变；由过去的养老型向工作型转变；工作方式的转变由封闭性向开放型转变。

1989年底，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他团结和带领全体参事，贯彻文件精神，努力开拓参事工作新局面。他积极组织参事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参政议政及调查研究，为上海的经济、金融、外贸、文教卫生和法制建设以及开放、开发浦东献计献策。即使在他病重的时候，他依然十分关心参事室的工作，并为参事们的调研成果受到重视而感到欣慰。

由于史说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先后担任民革上海市委第六、七、八届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第五、六、七、八届团结委员，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市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等职。

他从国民党将军到新中国上海市的参事室主任，既是传奇的一生，也是革命的一生。

（作者为史说之女，稿件来源：民革上海市委 2020.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