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震旦（向明）51届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

杨福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原震旦大学附中（现向明中学）初中一年级在册， 1951届初中校友。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2022年7月17日因病逝世。特选此文以示纪念。

那长长的走道——忆我的小舅舅杨福家 | 陈圣来

陈圣来 文汇笔会 2022-08-07 20:37 发表于上海

印象中，大楼的楼道很长很长，还有些昏暗。舅舅的住所在一边的走道尽头，临了，还要上三四级台阶，才是那扇紧闭的灰黑的木门。河滨大楼（上图）濒临苏州河，舅舅家推窗即是河景，能看到窗外来往穿梭的船只，听到机动船马达的突突声，以及犁开水面波涛的哗哗声。这是我少年时去舅舅家的记忆。起初我常常会在走道上走岔了路，兜兜转转找不着方向。毕竟，这是上海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公寓，号称亚洲第一楼，看它黑压压占了苏州河沿岸的一大片，就可揣测它里面的走道有多长。以后，驾轻就熟，就再也没有走丢。

舅舅欣赏母亲的厨艺，他最喜欢母亲烧的烤麸，咸中带微甜，硬中带柔软，配上茴香、金针菇等，油而不腻。知道舅舅就馋这一口，母亲经常烧好烤麸，装在饭盒里，让我给他送去。还有端午节，母亲裹的粽子，一大包肉粽、一大包豆沙粽。春节期间，母亲包的宁波芝麻汤圆，一个个小若珍珠，白面透黑，薄而不破。我当时就像一个快递小哥，穿过那条长长的走道，敲开那扇门，给舅舅送去美味，以及家人的关爱。

以后舅舅告诉我，时任复旦校长的谢希德教授，就是拖着残疾的腿，走过那条长长的走道，来造访舅舅，希望他能出山，一起挑起领导复旦的担子。他着实被谢校长的诚意感动了，义不容辞地进入了复旦的管理层，开始了从核物理学家到教育家的角色转换。

妈妈告诉我，舅舅小时候非常淘气，那时我家住石库门房子，晒台旁就是假三层的红瓦屋顶，舅舅来家经常会窜到屋顶上乱爬。幡然醒悟是在高中阶段，中考他竟意外考进了格致中学，到了高中，母亲说他像换了一个人，整天埋在书堆里。那时我去外婆家，只见他锁在亭子间里，很少出来应酬，我们也不敢去打扰。就此，他的学业乘风破浪，考上了复旦大学物理二系（核物理系），24岁就成为原子能系副系主任，是当年复旦乃至全国高校最年轻的系领导。后来，他成为新中国首批去欧美的访问学者，集中在北京进行外语培训，同批培训的有日后成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等人。《大学英语》的主编许国璋来考核他们的英语水平，认为离出国访学相去甚远，然而，他们还是硬生生闯出去了。

舅舅去了丹麦，就因为丹麦有个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大师玻尔——1963年至1965年，舅舅在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研究所任博士后研究员。那时出国留学可是凤毛麟角，更何况去欧洲发达国家。记得他给我家寄来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在白雪皑皑覆盖着的草地上的留影，我们都很兴奋，也很羡慕，母亲让我们长大要像舅舅一样，有出息，报效国家。更令我们大开眼界的是那张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宫的彩色明信片，丹麦是安徒生童话的故乡，而照片上的克里斯蒂安堡坐落在厄勒海峡出口处，那褐色童话般的宫殿映衬着蓝色波光粼粼的海面，像仙境一样令人神往。我们将舅舅的照片和明信片都压在家里写字台的大玻璃板下，每每写字时看着这些相片，仿佛能给我一些激励的力量。

其时我开始爱好写作，动乱的年代没书念，但我参加了南市区的创作组和影评组。1977年高考恢复前夕，一些电影已开禁，区影评组组织观看了张骏祥导演的影片《白求恩大夫》，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影评文章。过几天文汇报将文章全文刊登出来。当时大报都只是四个版，我的占了大块版面的文章，非常引人注目。那时报纸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今天，文章刊登后，几乎所有熟悉我的人都来向我道贺。恰在其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我所在街道的党委书记在会上公开说，现在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我第一个鼓励陈圣来去报考。而这篇文章也给舅舅看到了，他当时拿着报纸对舅妈说，这篇文章是圣来写的，不简单啊！我要推荐他去考复旦。于是他告诉我妈，让我去他家一次。我去了，他说了一番鼓励的话，并让我把自己已发表过的作品整理一份，由他向学校推荐。粉碎“四人帮”后，他这个当年被批为“白专”典型的青年教师又开始受到重用。他把我整理出来的作品拿给了学校党委书记王零看了，王书记说，这个青年水平比我们工农兵学员要高呀！

高考那几天，我特别在状态，自我感觉考得不错。那时考试分数是不公布的，一直到进入大学才告诉你。在等待张榜的日子，我一位姐姐结婚，舅舅来参加姐姐的婚礼，他对母亲说，圣来这次进复旦没有问题，他的考分远远超过复旦录取分数线，再加上我的推荐，你可以放心。事后我了解到，我的总分超过复旦录取线30多分，语文单科成绩是全市第二名。因为我高考前一直借调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曾参加上海青年作家采访团赴大庆油田采访，还去江西井冈山，湖南韶山、长沙等地组稿，因此视野比较开阔，选材作文也更容易角度独到一些。于是，我心情大悦。舅舅正好从香港弄来三卷本的《基督山恩仇记》借给我阅读，于是我乐滋滋地一边享受着阅读的乐趣，一边享受着复旦梦的快感。

然而美梦正酣时，我被一记棒喝。那天舅妈行色匆匆来到我家，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我被复旦大学医务室刷下来了，因为街道转送我的材料时，把当年我很厚一叠病休材料也转给了复旦，医务室在审核我的材料时表示了明确的异议。经过一番挣扎，系里败给了医务室。这是我人生路上一次重大挫折。

但是，不久又有了一丝转机。由于刚恢复高考，集中了太多优秀学子，复旦等高校经批准又制定了扩招计划，决定再招一部分走读生。在舅舅的努力下，复旦准备重新录取我，纳闷的是找不到我的材料。最后才了解到我已被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定向录取，他们挑了一部分优秀考生，准备将来补充到上海普通教育师资队伍中去。我面临着痛苦的抉择：要么退学，明年再考；要么正视现实，去师院。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最后屈服于现实，因为我除了要圆大学梦，我还必须改变我的身份。我虽然借调在出版社，但我的编制还在街道加工厂，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有一条鸿沟，唯有两条途径可以突破：参军或上学。舅舅安慰我说，以后来考复旦的研究生吧！

我还未及做考研的准备，上海广播电视局招聘编辑记者，我欣然应考并考中，于是走上了另一条人生轨迹。2017年高考恢复40周年，南方都市报记者来采访我，发表了很长一篇访问记：《高考往事/陈圣来：与复旦擦肩而过，人生要从一城一池的得失中超脱出来》。我把这篇专访发邮件给舅舅，他阅后给我回了一句话：“如果当年你进了复旦，结果不一定比现在好。”

1992年秋，我领衔创办了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东方台以焕然一新的面目呼啸而出，人民日报以“上海人为东方台打开收音机”为题发表了通讯，光明日报以“东方震荡”为题作了报道。舅舅接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重任，恰在1993年。他在百忙中还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他始终在关注东方台，认为办得很有生气，鼓励我继续努力。当时我们正在势头上，好评如潮，每天听众来信多达4000多封，然得到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赞许还是不容易的，我让办公室在我们内部简报上摘编了这封信，并由此受到启迪，邀请了王元化、谢希德等社会名士担任东方台的“高参”。

而舅舅主政的复旦，也是呈现出万千气象。他在中国第一个提出“知识经济”，他告诉我那一年他受邀参加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早餐会，克林顿演讲时提到的这一崭新名词，立刻给他捕捉到了。回国后，他经过深入思考，又查阅了大量资料，在文汇报“科技文摘”版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了他对知识经济的看法。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他提出设立复旦发展研究院，建立社会性的智库，高校应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引擎。1993年2月12日，我应邀参加复旦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是从复旦出来的，舅舅问他是否认识我，金部长笑答：我们宣传系统的东方台台长我怎么会不认识！舅舅说，但是您不知道他还是我的外甥呀。言辞之间流露出对我的赞许，这使我很感动。

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舅舅的全球视野与国际人脉、学术孤傲和目标追求、科学严谨和不谙世故，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告诉我，刚上任复旦校长时，一次出去开会，他让司机准时等候，他自己提早五分钟出来，结果到点了司机没有到，他直接叫出租车离开了，从此驾驶员再不敢迟到。他的秘书告诉我，跟他出差或出国，不能托运行李，因他最多随身携带一个拉杆箱，下了飞机从来不会等托运的行李，认为这样太费时间。然而，有一次我出差，在机场候机室恰好碰到他，他与叶叔华院士等去北京开会，我看他拖着一个行李箱，以为是他自己的。但不是，他是帮着叶院士提的。元旦前夕，市侨办举办迎新招待会，我与他都接到邀请，招待会结束时他与舅妈等在走廊里不上电梯，原来他要让年长的吴孟超院士先走。每次他到我家里来，也是像办公事一样，出来时他会给我一个电话，路上再给我一个电话，告诉我还有几分钟会到。到了家他会明确告诉我将呆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我和太太常会暗笑，这哪里是走亲戚呀？这么刻板！但这就是他的性格，我们也习惯了。

我请他和舅妈来家里吃过年夜饭（上图），那时我父母都还在。这是他最放松的一次家庭聚会，因为他想让驾驶员也安心吃顿年夜饭，所以没让司机等，说好由我送他。饭桌上大家都喝了一点酒，他夸了我太太，说我们一大家是整个家族里最团结最和睦的家庭，亲人都很羡慕，然而他发觉了一个秘密，说我太太在中间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她非常能与大家相处，非常能“挑气氛”，也非常大方，他要号召家族里的媳妇向我太太学习。我感到晚年的他明显地比年轻时注重家族亲情，性格也稍稍变得柔和一点，但骨子里的那种清高、那种耿直，是不变的。

在另一次家宴上，他告诉我准备辞去复旦校长，他直接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写了信。至立同志是他的学生，既感到可惜，但又要尊重他本人的意愿，这样又拖了半年，他从复旦大学校长的职务上退了下来。

但很快他被国际学界瞄上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正式聘请他担任校长，这可是破天荒的，一所英国名校从没有聘任中国人担任校长的，英国没有，整个欧洲也没有。他欣然接受了。舆论掀起一股狂潮，他又成为公众人物。

相隔几年，我女儿想去国外攻读研究生，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三个方向里，她选了欧洲。我心中暗喜。因为人家都说去了美国或澳大利亚有可能留下，那是移民国家，而欧洲留下的可能性较小，我不希望女儿离开我。舅舅得知这一消息，鼓励她去报考诺丁汉大学，说这是英国排名第七的大学，但是他只是建议而已，要求她自己去考雅思，去投报。当时通过中介去投报是例行做法，但舅舅不主张，认为自己报考可以锻炼她的能力，也是自信的体现。女儿雅思成绩很好，并被英国两所高校录取，最后我们选择了诺丁汉大学——毕竟将一个从没有独自出过远门的姑娘放到国外，我们都有些紧张，有舅舅在那边，仿佛心里就有了一点依傍。

杨福家与诺丁汉大学执行校长合影

女儿在英国学习的紧张程度，按她的话说，是过去难以想象的，几乎天天凌晨才从图书馆里出来。终于熬到毕业了，我与太太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我们俩就投宿在舅舅的校长官邸，那是校园里的一栋独立的别墅，有好几个卧房。第二天就是毕业典礼，上午学校体育馆里坐得满满当当，舞台中央挂着巨大的校徽，舅舅穿好了校长礼服，那校长礼服比我们国内的导师服要华贵得多，黑色的底子上绣满了金色的花卉，袍子很长，金光闪闪，特别耀眼。舅舅前面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穿着导师服的学校负责人拿着巨大的权杖开路。校曲轩昂地奏响，舅妈拍了舅舅一下背脊，说了一声：把胸挺一点！舅舅就踏着音乐声绕场一周，然后走上台去。乐声戛然而止，舅舅站在主席台中央用英语宣布毕业典礼开始。然后每一位毕业生，依次上台，向校长鞠躬，并领取毕业证书。我和太太坐在家长席上，既为女儿自豪，也为舅舅骄傲。毕业典礼结束，学生都已在操场上狂欢，把博士帽硕士帽学士帽抛向空中。舅舅把我们留下，他没有卸下校长服，特为给了我们全家与他合影的机会，作为一个小小的优待和惊喜。

回国后不久，我去舅舅家，他刚刚从北京回来。他告诉我温家宝总理把他召去中南海，听取他对教育改革的意见，最后还一直把他送出中南海。他让总理不要送了，总理说他也需要散散步，坚持送他，并叮嘱他写一些材料和建议。舅舅让我女儿写一写在诺丁汉大学学习的体会，女儿写得很实在很真切，写出她研究生期间的学业艰辛：“来英国前就有耳闻，可是，切身体会要比想象中强烈得多。这是一场对身体和意志力的考验，也让我发觉人的潜力真的是无限的。第一学期开始，铺天盖地的小论文就压得我不能喘气，基本上一个礼拜就得交3000字的作业，而每写一篇作业前更是得看厚厚的资料，于是不可避免地严重缺少睡眠，使我一度感到睡眠是那样诱人那样幸福。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的生活，一天24小时，2-3小时的睡眠是常事。”舅舅看了文章，拍案叫好：“我们国内教育紧张阶段都在大学之前，而一进大学就松垮下来，研究生也是如此。国外，一上大学就开始紧张，研究生阶段都开始出成果，许多诺贝尔奖获奖者就是在研究生阶段出的科研成果。”舅舅说他要把女儿的文章收到给温总理的材料中去，要改变这样的状况。

杨福家在诺丁汉大学杨福家楼前留影

舅舅在诺丁汉大学任职整整十二年，超过他在复旦的任期。按诺丁汉大学的校规校长任期不能超过两届，学校为他专门修改了校规。他任职期间，在校召开了世界中药联盟大会、成立了中国政策研究院，特别是在我们故乡宁波开办了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宁波诺丁汉大学。而鉴于他对诺丁汉大学的贡献，学校将校园里最漂亮的一栋楼——由英国著名建筑师Ken Shuttleworth设计的大楼——命名为“杨福家楼”，并请了英国皇家人像画家协会会员Keith Breeden耗时三年，完成了一幅杨福家校长的巨制，肖像画的底板衬着杨福家亲笔书写的八个大字：“国际交流、教育先行”（下图）。这幅巨型肖像画将永远悬挂在诺丁汉大学的纪念堂里。由于一个人，而使中国的形象、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文化，得到如此广泛与深刻的传播，既极为难得，又意义深远。在所有传播力中人是最强大的传播力，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无数个杨福家！

女儿学成归来，并于2015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邀请舅舅和舅妈参加她的婚礼，并希望舅舅做她的证婚人，因为他既是女儿的舅公，又是她的校长。不巧，婚礼的日期他要去美国开会，我和女儿都感到很遗憾。哪知过了半个月他给我短信：“圣来，我不去美国了。上帝要我们参加斐斐婚礼！”婚礼那天，舅舅与舅妈盛装出席，舅舅戴着红色的领带，舅妈穿着深绛色的晚礼服，还捧来一大束红玫瑰。婚礼后，他给我发了短信：“谢谢使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给我你的电子邮件（邮箱），我发几张斐斐在诺丁汉我住宿（楼）的照片。”后来，我去舅舅家，他与舅妈还埋怨我在女儿婚礼上穿得不够神气——当时我穿了深色的西装、深色的衬衫，戴了浅色的领带，他们认为我应该穿一件浅色的衬衫。

杨福家夫妇出席作者女儿的婚礼

近些年，我总是隔几个月会去看望舅舅和舅妈，买上舅舅喜欢的正宗的新西兰金猕猴桃。记得好多年前，我把新西兰总领事送我的金猕猴桃转送他，他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猕猴桃。于是，我们经常会给他送两盒去，还会带去舅舅很喜欢吃的杭州小核桃肉。三年多前，我们去他家看望二老，发觉舅妈记忆力急速衰退，不由心里很焦急也很忐忑。但是舅舅似乎并不觉察，婉拒了去神经内科做检查的建议。他与舅妈的状况每况愈下，我们多次劝他改变，但没有作用。一直到这次疫情前夕，我们去看他，还极力劝说他们去医院，并保证联系好他的定点医院，一同陪他们去。我们以不容分辩的口吻与他说，并说这也是他女儿女婿的意思。说实话，在他的晚辈里我们与他接触的机会最多，讲话也最随便。他笑了，“你们讲话的力量比他们都大？”他开玩笑地问我们。我和太太异口同声地说，“是的！”我们大家都笑了。看他似乎给我们说服的样子，我很高兴。但回家不久，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舅妈意见等天暖和点再说吧！我心里往下一沉。

7月17日早上，我刚起床不久就接到他女婿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他说舅舅昏迷了，希望我能再详细了解一下状况。我连忙打舅舅手机，他不接，又打他家里电话，舅妈告诉我他昏迷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即刻拨通120救护电话，让他们送舅舅去瑞金医院。我自己未及洗漱和早餐，急忙打出租车去他家。救护车比我先到，我赶到后急于送他去医院，但救护人员告诉我，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我一下子有点恍惚，打电话告诉了他女婿，也通知了学校，并代表家属在死亡证明上签字，在关系栏里我写下“舅甥关系”。我从没有以这样的身份签字，而且签的是这么沉重、锥心的一份证明。

舅舅走后的几天，我一直有点恍惚，缓不过劲来。其感觉并不亚于前年父亲去世，因为父亲毕竟活到了一百岁，他是在暖暖的爱意包围中走的，而小舅……当时，获知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后舅舅给我发来一个短信：“能活到一百岁，少中又少，应该很对得起上帝了！节哀。”而他几次与我讲，他可以活到93岁，我不知道他何来的依据，但我相信他。

母亲在世时曾与我讲，一次外婆带着家里一干人出去，路上邂逅一位和尚，那位和尚看外婆贵妇人样子，想要给她算命，外婆是基督徒，所以拒绝。然那和尚指着缠在外婆身边的小舅说，这个孩子将来不得了，是要有大出息的。家里人当时不以为然，舅舅从小就顽皮捣蛋得很。然没想到给和尚言中了。

小舅是一位大家巨擘，又是我们的至爱亲人，也许日常的频繁交往使我忽略了他的伟大，但他的溘然离去，才使我感到长长久久以来，我与他精神的沟通、对他人格的耳濡目染，早已与日常亲情交织糅合在一起。他享年86岁，已属高寿，但我还是深深地惋惜。我仿佛又迷茫于当年河滨大楼那长长的走道，虽然他早已不住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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