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渊

作者简介：赵志渊，上海市向明中学六六届初中生，1968年至1974在农场务农五年半，上调返城后在铁路上海站工作36年至退休。

六十年代起，上海市向明中学开始出名。她以篮球立校，不光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还有十几个篮球场。直到我们遗憾离校时，也没有清点出全校到底有多少个篮球架。因为体育老师见缝插针，哪里有块空地，树两个篮球架地方不够，装上一个也行。学校里有许多半个篮球场。一有空隙，到处是“砰砰”作响的战场。如果你认为当年的向明中学只是个体育强校，那就错了。上海滩上，像向明中学一样的好学校有不少。但功课好，篮球也打得好的学生，大概都跑到向明中学去了。

当年上海市中学生篮球联赛的优胜单位，向明中学一直榜上有名，因为上海市中学生联队，常驻于向明中学。为了方便集中训练，球员大都在向明就读，他们享有许多运动员一样的待遇。向明校队和市中学生联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向明校队去打校际联赛，焉有不胜之理。以向明学生为班底的市中学生联队，常常代表上海参加相应的埠际和全国的比赛，风助火势，水涨船高。一次次的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向明中学的名气。

我们观看高中校队的球员打球，也是绝妙的享受。有位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书生，打起球来却球风彪悍，他像一匹野马，在球场上横冲直撞。又有一个身高马大的球员，无论跑位还是传球，心灵手巧的他，像一个穿针引线的裁缝。一个个精彩的进球里，大多有他的一份功劳。高中校队里，还有个身高才一米七的神投手，弹跳力特别好，单名一个“悌”字。“悌”是敬重兄长的意思，也是中华美德，但他从不敬重个子比自己高出一个头的球友。运球出神入化，投篮百发百中，一点也不给长脚的兄长面子。他的一连串假动作，常常把“长脚螺丝”的玩得团团转，把矮个子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还有一个身高才一米七几的球员，大名张锦澄，那年被中学生联队挖来。照例，篮球场是巨人的世界，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磁器活。如果没有十分了得的球技，他就不会很快又被解放军某部球队挖去。投“篮”从戎，是当年最好的去向。张锦澄当了体育兵，避过了文革和上山下乡。他复员后到了江南造船厂技校，又当了能天天摸篮球的体育老师。他比许多球友幸运。没有哪个长脚的球友，球龄能比他还长。因为不久的将来，球技再好的人也不玩篮球了，许多人只能去修地球，昔日向明中学打球的好手，齐刷刷地下乡到了崇明长征农场。当年在向明，打起球来，谁没有两下子，就是拿惯画笔的手，投起篮来也不会发抖。后来农场开展篮球比赛。向明前校队的球员手一痒，登高一呼，又拉起一个长征篮球队。他们打遍了农场系统，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对手。

当年的向明中学，腿长的往往功课都很好。因为过去有句话说道，哪个人一旦进了向明中学，他的一只脚就已经跨进了大学，说这话的人，个个有根有据。听到此话的我们，人人心里暗暗欢喜。我哥哥也是向明六六届高中生，他有一个打篮球的同学，将来的目标一不是北大，二不是清华，而是北京航空。他的篮球打得好，成绩也不错，听说北航已经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也让我牢牢地记住了他。

我校的初中校队，网罗了各个班级的“高人”，剩下的人，如果投篮没有准头，只能被篮球架无情地抛弃。我们班的男生到了十四五岁时，大都还没有发育窜高，只好去踢足球。因为喜欢的人不少，还能分成两个队开战。有的班级足球人口太少，踢不了球，只能玩其他花样。说到这里，本文的主角应该闪亮登场了。

这个同学名叫“方正”，他个子不高，但有颗学霸才有的大脑袋，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接人待物，态度和蔼。性格沉稳的他，我们从未见过他与别人争吵。笑眯眯的双眼透露出智慧的目光，他和我们一同进入十六岁花季。放学后，浑浑噩噩的我们，只会在操场上毫无章法地踢球，踢得天昏地暗。方正却思路清晰，玩起了半导体。他对今后要走的人生之路，有着正确的方向。

同样是向明初中生，我和方正的志向高下，一比立见端倪。我哥哥也喜欢玩无线电，不过，我一看到密密麻麻线路板，头皮就发麻。但方正同学，天生喜欢钻研问题，“越是艰险越向前”，他的脑袋里，仿佛装着十万个为什么的全部问题和答案。他家就在淮海中路最繁华的路段上住，听惯了路上的声声喇叭，见惯了街上的汹涌人流，不像我们放学后横穿淮海路时，还会左顾右盼。我们左转会逛“长春”食品店，右拐会进“哈尔滨”食品厂。但方正同学常去的地方，是离家不远的“新歌”无线电商店，因为那里有他的最爱。

当年，向明莘莘学子的大学梦，正朝着实现的时刻，一步步地走近。不料一通惊天动地的锣鼓声，打断了大家的美梦，不让学生去读书了，却让你去搞什么“四大”。方正读不成书，却去装七管收音机。同学们去北京大串联，方正呆在家里，研究半导体电路的并联和串联。经过两年的折腾，乱哄哄的学校终于消停下来，六六届的学生各奔东西。我哥哥的同学，本想上北京航空学院的那位，现在愿望落了空。他和许多向明高中生和初中生一起，都到了崇明长征农场修地球，三五年的高中黑墨水好像白喝了。方正虽然功课也不错，却也在其列，他钻研的无线电知识，现在没了用武之地。我和方正一起到了崇明农场，只能无奈地拿起锄头。有句时髦的话在几十年后流行，那就是“国家走了一段弯路，我们改写了全部人生”。这句话在方正身上，现在想想，是何等的一语中的！

方正的父亲是市一医院的外科主任。戴着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方正是家里的老大，照例可以分配到工矿，但向明中学六八年的分配大权，大概被一只无形的黑手掌控着。他们专门欺负老实人，他们像在黑灯瞎火时挑柿子——专捡软的捏。方正是臭老九的儿子，分到农场去，谅他也不敢声张。方正在学校的最后两年，从来不参加这派那派的战斗队，文革搞得轰轰烈烈的校园里，看不到方正的身影。到了分配的最后关头，方正才回学校，一看方案，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方正的一个同学是独子，也分到了农场，却无处申诉。一些势单力薄的逍遥派同学，还被分到了外农。谁叫他们不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一些成份不好的同学，面对不公平的发配，只能逆来顺受。

方正来到崇明长征农场六队，很快就跨过了生活关和劳动关。从淮海路中路一下子滑到烂污泥路，落差太大。艰苦的环境，并没有让他消沉，他很快就觉得，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下乡的头半年，工作一有空隙，同学中有的拉琴打牌，有的拷浜摸鱼，有的喝酒吸烟，有的懵懂迷茫。但方正不甘心被命运捉弄，他把半导体放到一边，又动起脑筋，开始研究身边的农业知识。他想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开始，他和几个高中生一起，研究前景很看好的生物固氮技术。因为大豆的根部能为根瘤菌提供居住环境，根瘤菌又能够把土壤中的氮元素，转化成植物能吸收的含氮物质。知道了这一些，有人就异想天开，他们想把大豆上的根瘤菌嫁接到棉花的根上。这样棉花就能多吸取土壤中的氮元素，进而提高产量。方正的头很大，想象力特别丰富。他和一个“大”字辈高中生和一个头也很大的高中生，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他们居然都想到一块去了。然而设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想不到实施起来，还有天大的困难。

开始，连队领导觉得这是件天大的好事。这样既能增加棉花产量，又能节约氮肥的使用费用。而且听说嫁接根瘤菌，像嫁接果树一样并不难，当然大力支持。头头就拨了间仓库给他们做实验室，仓库虽然只有一米多宽，但大家觉得，这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方正和他的同伴，买来了试管和显微镜当武器，穿上了白大褂当盔甲，踏上了擒拿根瘤菌的征途。

然而农场大豆的种植量少之又少。棉花和大豆两种植物，风牛马不相干，嫁接遇到了难题。而方正自始至终不动摇，坚持攻关不放松，他谦虚好学，待人诚恳，勇于担责。他做实验的操作和分析水平相当不错，无论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方正从不与人斤斤计较。他常常把“千里迢迢”从上海带来的美食给大家分享。这在饥肠辘辘的年代，更是难能可贵。以至于五十年后，有同学还对方正家的霉干菜烧肉念念不忘。综上所述，方正被大家称为“小方模子”，是有道理的。那些年，方正小小的实验室里，常常人头济济，充满了浓浓的科研气氛。入夜时分，实验室里的常明灯，让这群新农民的人生，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方正的实验室与我们的宿舍遥遥相对。这边群情激奋打扑克，马上就能分出输赢，那边灯火通明搞科研，一时三刻却看不到成果。我讥笑他们“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但我讲不出子午卯酉。幸亏同学中也有头脑清醒的，我们的大队电工的一席话，让方正一伙人的根瘤菌研究慢慢地刹了车。他说，根瘤菌只能侵入大豆根须，它只和大豆交朋友，却与棉花无缘。想要让根瘤菌和棉花做夫妻，纵然有媒婆的满腔热忱，也是万万不可能的。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却不幸被他言中。

根瘤菌的研究无疾而终。首战告负，但方正旋转的脑子却停不下来，别的人还在怨天怨地，方正已经开始寻找新的目标。正好此时农场开始推广920赤霉素农药，长征六队的另一个科研小组，由一个大学生和两个高中生领衔。他们很快就发现，920确实能提高植物生长素的含量，直接调节细胞的伸长，促进细胞的分裂，促进茎叶的生长。920溶液浸种，可以提高发芽率，提前出苗，出苗整齐。用药液涂抹棉蕾，可以提早开花，加速棉铃生长速度，防治落铃，提高衣分，增长纤维。方正也发现，运用920来提高棉花产量，要比根瘤菌来得靠谱。长征六队920研究小组的产品，在上海市作浓度测验时，是全场第一名，这个成绩，代表了长征农场的水平，因此得到了场队两级领导的表扬。同伴的研究成果，也让方正面对实际，他决心要做到科研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很快就着手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正在此时，方正在农场遇到了他最崇拜的人。一个复旦六八届生物系的大学生，因为在文革中被打成“5.16”分子，落难到了农场，发配在长征六连。农场的大地上，大学生是最稀罕的高级知识分子，“天上掉下个大学生”，却成了方正走科研道路的领路人。搞920农药应用试验，在一个正牌的大学生看来，是小菜一碟。方正很快就认识到，搞科研要有一套正确的方法和严谨的科研态度，而不请自来的大学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大学生从农科院搞来了920菌种，无论是精准配料，高温灭菌，浓度测试，大学生的操作，严之又严，他从来不做“差不多”和“捣浆糊”的事。方正虽然只是一个向明中学的初中生，却很快就和复旦的大学生对准了频道，有了共同的语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从大学生的身上，方正看到了自己学习的榜样。虽然自己上大学的希望，已经破灭，但是做一个像大学生一样有知识的人，通过不懈的努力，还是有希望的。

方正的探索精神和善于沟通的本领，也得到了老职工的首肯。他把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产当中去。有一年，他竟说通了生产排长，划出小小的一块稻田，种下了经过电击试验的稻种育出的稻秧，他想通过对比，来看看电击能否引起稻种的基因突变。这样的试验，需要顶住不被人理解的压力和长时间的煎熬，没有一定的毅力还真不行。下乡三年多，方正并没有虚度光阴，他学会了各种农活，他成了有文化懂点农业技术的新式农民，做到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正研究的成果真不少，团队中有不少成员，还收获了伟大的爱情。而我们许多人，只会跟在老职工的屁股后面，脸朝黄土背朝天，“党”叫干啥就干啥，只会动脑筋想怎样偷懒和省力。下乡三、五年，肌肉加强不多，脑力退化很大。因为前途迷茫，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方正和他的团队，撞钟很快就撞出了名堂。

农场的地盘上，一般是以力气大小论英雄，而方正却是小身材，大能量，以智力取胜。别看方正挑稻没人家多，插秧没人家快，但他的上调速度却比许多人快了许多。短短三年，他没有拼爹，却凭着自己的努力，带着农场领导的称赞，上调到了上海铁路局南翔编组站，当了一个调车员，捧上了铁饭碗。他像一块好钢，经过农场特色的淬火锻炼，就到了新的岗位，去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上海铁路局南翔编组站，简称南编站。这里专门拆解全国各个车站路过和到达上海的一列列货车，经过组合，再运送到用户所在地的货运车站。反之，又要把上海各个货运车站，送交到南编站的一节节货车，经过组合，组成多辆甚至整整一长列的列车，从上海再发往全国各个车站。南编站的工作很重要，但它地处郊区。调车员的劳动强度大，工作危险性强，而且要三班倒。没有年青人的体力和敏捷的身手还不能胜任。南编站调车场的范围很大，线路复杂。我们去北方旅游后回上海。晚上火车到达上海站前，会看到线路边上，一长条一长条的高压钠灯，把线路上空照得如同白昼，这就是南编站的“灯桥”。但南编站的场地条件不佳，地面照度不够，上夜班的调车员，注意力一不集中，就会吃苦头，稍一疏忽，就会出安全事故。

铁路局的工作号称铁饭碗，但铁路调车员的这碗饭最不好吃。调车员的工作，是铁路上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没有之一。调车员每天工作在露天，烈日酷暑寻常事，暴雪严寒浑不怕，白天黑夜三班倒，刮风下雨若等闲。方正是在农村锻炼过的。他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脏。因为个子小，他怕爬高，所以他一直在动脑筋能否改进自己的工作。由于调车员的工作一直与危险相伴，上班人人如履薄冰，下班个个如释重负。方正再聪明，工作一直也兢兢业业，从不敢掉以轻心。

调车员工作的主要动作，是像铁道游击队一样， 在飞奔的列车上跳上跳下。人一落地，还要钻进钻出，一直在车厢的连接处忙活。在这个俗称“老虎口”的地方，稍不注意，就会被老虎咬一口。调车员常常要在驼峰线路旁和遛放的车厢赛跑。还要眼尖手快地在铁轨上安放刹车器，让几十吨重的庞然大物，乖乖地在预想的地方停下来。这个操作，俗称“挂铁鞋”，一不小心，人就会和滚滚车轮亲密接触。

一个调车小组通常是三个人，除了调车龙头司机，还有两个调车员。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在前部，身处在司机的视野里，一个人在车组尾部。尾部调车员的作业信息，白天通过信号旗，打手势，有时辅以哨音，晚上用信号灯与前部的调车员联系，再传给司机。接到信号，司机驾驶调车龙头前进或倒车，再连接上车厢，一次算一“钩”。然后牵引着刚刚组合成的车组，驶到预定的地方。小组中的调车龙头司机，是个关键人物。他在龙头和车辆连接前的最后几米，因为有视觉盲区，一定要听从调车员的指挥。这样，有动力和没动力的两个庞然大物，要想轻轻地撞击并牢牢地连成一体，司机的经验和全组的默契配合，缺一不可。

南编站的调车场上，只见一辆辆调车龙头在线路里来来去去，渐渐地就看到龙头后的列车，变得越来越长。调车组每挂一次钩，调车员就要跳下车厢一次。工作紧张时，车辆还没有停稳，调车员就要边跳车边发信号。姿势很潇洒，但危险随时会发生，所以干调车员这一行，还有年龄的限制。方正一干上调车员的工作，马上就想对这种重复简单危险的动作能有什么改进。他很快就研究起驼峰作业自动化停车装置，来替代很危险的“挂铁鞋”作业。我几年后上调也进了铁路。后来看到调车员用上了对讲机，感到又欣慰又遗憾，要是这玩意儿早两年给调车员用上，就没有这篇文章了！

方正进了新单位，在一大批的新工人中脱颖而出。面临艰苦复杂的工作环境，既来之，则安之。他知道，要消灭事故，只有班前充分休息好，当班时才能聚精会神地干。在上班的空隙时间里，同事们有的抽烟，有的吹牛，有的打瞌睡，但方正却在背画南编站复杂的线路示意图。他的聪明好学和踏实苦干的精神，早早就被领导发现。他很快就担任了车间团支部书记，后来又被提名为南编站团委委员，只等选举通过。

有一个与平常一样的夜班，在一条条熟悉的线路上，许多辆调车龙头来来回回，风驰电掣。按照调车计划，精神抖擞的方正和同事一起，一钩一钩地干到了深夜。那一钩，方正的作业位置，是在十几节车厢的尾部，这时按计划还要挂上一组棚车。调车龙头司机倒车顶着十几节车厢，慢慢地向棚车靠近。方正发出缓行和停车信号，司机鸣笛应答。那十几节车厢的最后一节，在离棚车五米处停下，一切按照操作规定，十几节车厢再一次起步，轻轻地撞击棚车。两边连接上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推进的车组在连接后试拉，却与棚车脱钩了。方正连忙去检查挂钩的钩锁，没有发现异常，他又探头去看钩舌。说时迟，那时快。调车司机竟再一次启动前顶，挂钩就撞到了他的颈肩。方正马上就见到了火车自动挂钩的发明人詹天佑。詹氏车辆连接器，一般不会发生故障，方正对它很感兴趣，也一直研究它的构造。可以说，生命不息，研究不止的方正，直到死神降临的那一刻，还在研究。

铁路有严格的事故分析制度。但是当时我们大都没有上调，如何分析，时过境迁，我们更无从知道。不过无论是谁的责任，已经无关紧要。我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是，我们向明中学的好学生，我们五年的同窗，我们三年的农友，我们中最聪明的知青，上调后才做了两年的铁路工人，从此就定格在二十三岁的青春岁月！

噩耗传到家里，方妈妈立刻晕了过去，两个弟弟登时乱了方寸。而方爸爸虽然戴着一顶臭老九的帽子，却被委与重任，此时正率领医疗队在黑龙江农村巡回医疗。得知儿子不幸的消息，他却表现出一个老知识分子的高尚觉悟。方爸爸强忍悲痛，他反复问领导，出了那么大的事故，国家的财产有没有受到损失？领导说铁路车辆没有受损。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才动身回沪处理事故。事故发生后，方爸爸首先关心的竟是国家的利益。他是个外科医生，不会不知道，纵然自己这么聪明的儿子，有最坚强的大脑，但只有六斤四两重，怎么能抵得住几百吨铁家伙的夹击？谁都说，最悲不过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方爸爸长期受党的教育，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又是医院里的一把手术刀，虽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有“运动员”的经历，但自己决不给领导添麻烦。

这件最严重的人身伤亡事故，由于方爸爸的高风亮节，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事故单位也同意让方正的弟弟进了铁路，在工作条件较好的铁路局电务段上班。那是个有技术，风险小，路程近的单位。一般人很难进到这个部门，他不需要像哥哥一样，上下班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上海和南翔间通勤。方家非常感谢铁路的照顾，至此，一件级别最大的事故，并没有牵涉了领导的大量精力，也没有影响单位工作的正常开展。好像也没有太多影响全站职工奖金的发放，坏事仿佛变成了好事。

方正的外婆，最喜欢这个聪明的外孙。一开始大家瞒着她，时间长了又怎么瞒得住？老人家的情绪渐渐变坏，健康每况愈下。方妈妈强忍丧子之痛，还要想方设法掩盖真相，长时间压抑的情绪，让她的精神也变得不正常了。几个向明的同学一开始还经常上门去安慰，无奈方妈妈见到与儿子一样大的孩儿，触景生情，更加刺激了她，吓得大家再也不敢去自找麻烦。这样，方妈妈失去了宝贝儿子，大家也失去了方家以后的信息。

然而，想让时间慢慢冲淡记忆，谈何容易！它在我们同学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霾。有一位龚同学，也是向明校友。当年他和方正一起来到农场，又一起上调到南编站干了调车员。他俩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分析时事新闻，研究技术革新。如今一个人驾鹤仙去，另一个从此孤掌难鸣。同学出事故的惨状，一直在龚同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难免常常神志恍惚。

一想到自己还要在黑灯瞎火的夜班，在七高八低的线路上跳上跳下，他一直担心下一个事故，就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他申请调动工作岗位的报告，却一直石沉大海，为此，他把申请调岗报告，改为辞职报告。净身出户，拗断了与铁路的一切关系，在大家诧异的目光里，砸碎了自己的铁饭碗。龚同学断绝了自己的退路，背水一战。在七十年代初，就做了一个自由职业者。在众多的同事同学中，谁也没有料到，他去闯荡江湖，却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龚同学好不容易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又走上了更加艰难的艺术之路。他雕刻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石砚台和无数的艺术品，享誉沪港澳和东瀛。四十几年后，他以工艺大师的身份，出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被聘为文史馆馆员的还有丁建华，秦文君，魏松等大师级人物。可以说，龚同学离开了南编站，铁轨上少了一位调车员，上海市却增加了一位海派工艺雕刻大师。向明中学诞生了一位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滩上又多了一个工艺美术师。

《千字文》说道，“枇杷晚翠，梧桐早凋”。方正和龚同学，一起从向明中学来到崇明长征农场，后来又一起进了铁路南编站。其中一个早早地绽放了他的青春，另一个却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成功，堪称大器晚成。所以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两个向明中学的学子，起步于同一个出发点，一个阴差阳错，高射炮去打蚊子。另一个却克服了重重阻力，通过不懈的努力，发挥了自己的潜力，他成了向明同学和母校的骄傲，成了为国争光的文化精英！

向明中学老三届的同学中，被人议论最多的，恐怕就是方正同学了。因为他离开向明，由学生变成了农民。后来又从农场上调，好不容易进了上海工矿企业，却成了“走”在最前面的人。如今尽管过去多年，当年的校友，农场的农友，单位的工友，碰头时只要讲到方正。无论对他熟悉还是不太熟悉的人，大家对他的评议，都是“可惜”两个字。

方正像一个水手。向明中学是他人生出发的港湾，他在书本里学来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崇明长征农场，是他处女航的近海，航程波澜不惊。在那里，无论像驾驭船只一样地驾驭人生，还是当一个新时代的农民，方正都做得很出色。而铁路南编站，却成了方正的远航刚刚出发，就遭遇到的百慕大三角洲！

日前同学聚会。有人拿出在西藏的旅游照片。大家对高原的美景赞叹不已，青藏高原上的湖泊，名字里大都有一个“错”字。圣湖纳木错，羊湖羊卓雍错，景色相当不错。有个天路边的景区，是一连串的高原湖泊，个个水天一色，美不胜收，却冠以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叫做“一错再错”。我突然发现影集中，还有方正当年在农场的照片。有人问起方正的祭日，大家面面相嘘。因为他出事那年，我们许多同学还没有上调，如今只知斯人已逝五十载矣！而我们现在均已白发苍苍，但照片中的方正，风华正茂。和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形象一样，都是意气风发的模样，脸上只有“聪明”两个字！大家扼腕叹息，方正也是“一错再错”。大家深感命运对他的不公，如果不是那场大革命，方正一定不会错过进大学的机会。如果方正上调当了教师，他一定会是个不错的物理老师。如果方正上调到了别的铁路单位，他的发展前途一定错不了。但是没有“如果”，只有“天妒英才”！

赵志渊 上海老底子

2023-02-23 发表于上海